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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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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jù)牟巘《重修石峽書院記》載：南宋景炎三年（1278年），浙西按察僉事夾谷之奇聿至嚴陵，以書院中更多故，漸至頹圯，命公之子梁為山長，任責經理。于是，所當興修者次第為之。古意復振，書院悉用武夷規(guī)模，置居仁、由義、復禮、近智四齋。每旦籤講，略說大義。

　　一邊是元軍鐵騎滾滾，攻城略地，舉兵進犯；一邊是方梁接任書院山長一職，破土動工，興修書院。石峽書院有使命當擔，欲在廢墟之上構建自己的文化體系，大有浴火重生的無畏精神。

　　隨后方逢辰避地來歸，方梁率人灑掃文廟，日與生徒講明修己治人之道，修葺完工，諸生也漸漸來集。當時的情形是國土淪喪，士風頹靡；方逢辰父子所以振起而作，可謂成效顯著。

　　改元之后，方逢辰一度親自主講于此，后由其弟方逢振主講。據(jù)《宋元學案》記載，富山方一夔也曾主講于此。南宋遺民黃蛻、何夢桂先后在此論道。汪斗建（字昌辰）在太學讀書時伏闕上書攻賈似道誤國,入元從方逢辰學并講道石峽書院。吳興龐樸也從方逢辰講學。元明之際，應道惠、魯淵、徐尊生也多論道于此，可謂大儒云集。

　　繼方梁主持修繕石峽書院三十年后，元至大二年（1309年），達魯花赤（地方軍政長官）愛祖丁親自擔綱修建石峽書院任務，別為東西二祠。東祠以奉先生（方逢辰）,以先生之弟山房（方逢振）先生配。西祠以奉黃警齋（黃蛻）、何潛齋（何夢桂）二先生。新圣師，從祀像。周、程、張、朱四先生為宋朝理學之宗；方逢辰、黃蛻、何夢桂、方逢振作為石峽理學之流派。黃蛻、方逢辰、何夢桂合稱“三元”，加上方逢振，合稱“四雋”。石峽書院設蛟峰先生祠，立祀像，自元至大二年開始?？梢?，此次修繕在原有基礎上，增擴了東西二祠，而且是官方主導的。不管出于什么政治目的，客觀上對弘揚書院文化，普及書院教育是值得肯定的。

　　方逢辰的理學思想，承繼的是朱熹學派，“以格物致知為本，以篤行為修己之要”，講求“正心誠意”，推崇二程（程顥、程頤）、周子（周敦頤）與朱熹。從他目前遺存的著述看，他的理學并未形成體系，不足以開宗立派、以啟山林，對后世學術產生深遠影響，而只零星見于其散論文中，如《贛州興國先賢祠堂記》（作于咸淳十年甲戌）曰：

　　周子將教人以窮理之所自來，不得不探天地之根、極萬物之源以為言，故名曰太極。又以其形形而實無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二程子將教人以體理之所實在，則不得不就日月事物切近者為言，故曰道不離器，器不離道。

　　這是《易經·系辭》關于“道”“器”關系的論述：“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逼鳛榈乐w，道為器之用；體用一源，如影隨形，所以說“道不離器，器不離道”。二程與朱熹用“體理”來表述，實質一也。

　　明清之際的思想家、史學家黃宗羲，在《宋元學案》中認為方逢辰“蓋淳安之學皆宗陸氏，而先生獨為別派一也”。在方逢辰的文章中確實可以看出，講究“理”與“氣”結合，在官場中更是一身“浩然正氣”，不與內豎、權相沆瀣一氣，敢于直言時政，導致“七起七落”，但在理學上絕非“獨為別派一也”。

　　其次，我也不認可黃宗羲所謂“蓋淳安之學皆宗陸氏”的說法，竊以為，淳安學者其實大多數(shù)是宗朱氏的“理學”，朱熹幾次三番到瀛山書院講學，私淑弟子云集，“理學”成為一門顯學，起到了很好的引領示范作用。陸九淵并沒有來過淳安，南宋時期，“心學”傳播還屬于初始階段，許多學者仍然將它歸于“理學”的范疇。錢時作為淳安“心學”的代表人物，他只是陸氏的再傳弟子，著書立說，開壇授徒，取得學界廣泛的認可，也都需要一個過程。

　　我曾寫過一篇文章，標題是“理學名家錢時”，有人微信上留言說，應該叫“心學名家”。這個建議提得好，我先前就有過考慮，歷史問題往往如此，同一現(xiàn)象站在不同時代、不同角度去看，得出的結論是不一樣的。當時的“心學”遠未成氣候，大眾的認可度和辨識度不高，把“心學”（二陸）、“象數(shù)”（邵雍）、“元氣”（張載）、“太極”（張栻）等其他學派皆歸于“理學”，這是可以理解的。朝中大臣甚至有斥之異端邪說，指摘為“偽學”的，這些都不足為奇，新生思潮從來都是伴隨罵聲而誕生的。話說回來，如果“淳安之學皆宗陸氏”，那么，直到明代王陽明弟子王畿蒞臨瀛山書院，也大可不必借《瀛山書院記》一文，隱晦地表達“心學”意欲主講瀛山書院，充分利用其弟子周?。〞r任遂安縣令）和其兄周怡（太常少卿）的便利條件，力促書院由朱熹的理學轉向陽明心學，占領文化思想高地，盡可能地爭取熱衷者、信奉者和追隨者，比如像方應時這樣的，從瀛山書院走出來的高才生。

　　書院作為一個文化陣地和學者講會的平臺，歷來成為各派學者眼里的重要資源，不辭辛勞、輾轉游學，傳播各自學術主張，可謂你方唱罷我登臺。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的一種社會思潮和文化現(xiàn)象：自我意識的覺醒，文化表達的張揚、熾熱、活潑、寬松、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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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祖的遺風流韻悠悠綿長，始終在方逢辰的血液里徜徉，不成理學家，必為教育家。

　　方逢辰在《青溪縣修學記》中講述了興學的重要性：淳祐辛亥（1251年），石孝聞為令尹，志于修建學校，立志“以禮義救人心之溺”，并帶頭捐贈俸祿，同鄉(xiāng)也相于籌措，終于寶祐二年（1254年）竣工。方逢辰稱贊石孝聞此舉：“固足以見尹無仇民之政”，一改青溪縣多年以來，官吏以賦稅為功，“守迫之令，令迫之民”，以至于“弱者買吏為安，強者伍吏為市”的局面，鼓勵官員積極興學。

　　另在至元乙丑（1265年），他受邀作《常州路重修儒學記》一文，認為三代以來，“學校廢，教法衰，人之道不立，天下遂為紛紛爭戰(zhàn)之場”，教育崩壞是導致國家體系、人倫綱常崩壞的主因，此后，之所以斯文未喪，皆因孔孟之教不廢：“后之學孔、孟者，其以四書為根本，以六經為律令，格物致知以窮此理，誠意正心以體此理……庶不負天之未喪斯文之意?！痹诜椒瓿娇磥?，興學辦教育不但可以知禮義、守斯文，而且可以固人心、穩(wěn)社稷。

　　至元戊寅（1338年），方逢辰之子方梁出任石峽書院山長。兒子接替書院“山長”之位，乃是順理成章。這樣方逢辰就可以騰出更多時間著書立說。

　　所著《名物蒙求》一書，成為我國早期兒童讀物之一。方逢辰在《名物蒙求·序》中說：“童蒙未識宇宙內事，雖此身不識其所從來，況同胞同與者乎！法當從事物上起。予弱冠時業(yè)書館，苦于初學聰明不開，為作蒙求一卷，教之以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人物之大原，人倫之大本，次及其飲食、衣服，切己日用處，使之先識其名，次通其義?！?/p>

　　該書由淺近到深遠、由具象到抽象、由感性到理性，符合童蒙時期的思維規(guī)律。兩千余字的四字韻語，讀之朗朗上口，對天地萬物產生濃厚的興趣，觸發(fā)兒童強烈的好奇心，引導兒童探索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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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逢辰歸隱期間以詩詞寄懷，他現(xiàn)存詩歌數(shù)量不多，總共四十二首，收錄于《全宋詩》。

　　《蛟峰先生文集》卷三，收錄一篇方逢辰狀元及第后，縣里打算給他建造一座狀元樓，他聽聞后立即給當時的縣令石孝聞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寫了篇《辭建狀元樓》書信，讀之情真意切：

　　某照得本縣見差,修造司打量基址,欲議建樓。問之,則曰為某設也。此固是鄉(xiāng)邦勝觀,賢令尹之盛心,于某何辭。然某為見田里嗷嗷,縣庭烈烈。某自束發(fā)讀父書,便以致君澤民自任。每觀后稷視天下饑,由己饑之。伊尹見一夫失所,若己推而納之溝中,作而嘆曰:彼何人也! 某仰蒙圣渥,塵忝甲科，則又將以致君澤民之責自任矣。爰自期集來歸,閉戶焚香,置書一卷,將前賢事業(yè)日夜討論,將天下利害日夜靜思,求所以報君父而慰蒼生,豈有慮周四海而不及父母之邦乎!且淳之為邑,吏猾民貧,斧斤之余,元氣有幾？遭霜之葉,不可以風。毒民之尤,莫如里役。一人之身,責之警捕,責之風火,責之橋道,責之督賦,責之追會。文移如山,欲其頃刻為之僮散。卒徒如云,欲其倉卒為之喚集。拋買不時,欲其質田貿屋而為之償納。縣道倚之如命脈,而使之如奴隸,取之如外府,嫉之如他仇。自去年創(chuàng)置白納旬解錢米,誰生厲階,其禍最深!充一月之役,掃其家資之半。充數(shù)月其役者,其家掃地矣。賢令尹下車之初,首聞明榜罷此弊例,一邑聞之為之鼓舞。曾幾何時，罷而復行。邇來鄉(xiāng)之父老過門者曰:“子聞‘保司白納旬三百，典盡妻兒無擘畫’之詩乎？”曰:“未也?！薄白勇劇p標八九十年同,百萬豪家一夜空’之詩乎？”曰:“未也?！薄白勇効h家建樓之議乎？”曰:“嘗聞之矣?！备咐喜桓嬖?“樓則聞而田里咨怨則不聞,蒼生何賴于子？”某竦然下拜曰:“某之罪也,旦夕當請于賢令尹,以造樓之費少紓保司白納之禍。”此舉于某無益,于賢令尹有益。其從與否,某雖不敢必,若樓,則決不容于不罷。惟高明實利圖之,須至申聞者。伏乞照會。謹狀。

　　聽說縣衙工程部門欲選址建造“狀元樓”，方逢辰一打聽原來是為自己建造的。他驚懼不已，給這位長者拜揖道：“這是我的罪過啊，早晚會將這件事稟告縣令，省下建造狀元樓的經費，或許略微可以解除那些雜稅之禍吧?！蔽闹羞€表明了他讀書的目的是“上要為國家君主效力，下要為百姓蒼生謀福?！辈Ξ敃r百姓要承擔繁瑣苛細的稅目十分擔憂。

　　方逢辰設身處地替淳安老百姓著想，官府想要建造“狀元樓”，因其財力不足，必然巧立名目，盤剝百姓，把費用轉嫁給淳安每一位老百姓頭上。這樣修建的“狀元樓”只能讓他內心不安。于是，他秉筆直言，敢于針砭時政，敢于有錯必糾，敢于無視流俗，敢于為民請命。這是他骨子里的性格決定的。

　　寶祐三年（1255年），方逢辰因直言上書得罪理宗掛冠回籍，是年冬十月去訪朋友盧玨，有詩《題盧可庵天邊風露樓》：

　　龍泉三尺倚天橫，

　　濁氣滔滔我獨清。

　　一柱高臺仙掌起，

　　愿推一滴活蒼生。

　　他的詩中表達一種高蹈之情，與屈原放逐沅江時的心氣是相通的：眾人皆醉我獨醒，不與流俗共沉浮?！霸竿埔坏位钌n生”，此語與楊朱“拔一毛而利天下吾不為也”恰恰相反。方逢辰“致君澤民”不改初心，只要是對天下有利，哪怕有一滴仙露也愿意推濟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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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逢辰性格剛正勁節(jié)，不同流俗，上得罪皇帝，下得罪權相，我查閱《宋史》未見有其傳記，正遺憾之間，偶然看到明代學者楊廉的《跋富山十景詩集后》，內中嘆曰：“（楊）廉早歲得蛟峰集讀之，如獲海外奇寶，嘗愛其‘燕臺禮重為金屋，嚴瀨風高玉作鉤’之句，然亦未嘗不概嘆《宋史》不為之立傳也。”（《楊文恪公文集》）看來有這樣遺憾的人不止少數(shù)。

　　《宋史》是官方修的，自古以來，百姓心中有桿秤，不入官史無關緊要，只要踏實深遠就足夠了，后人會銘記在心?！斑_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边@是孟子所謂“賢者”的標準?！笆瘝{三賢”自此以超逸的情懷傳遞著文化的信息。

　　師道尊嚴，香火奉祀，必要的儀式感不可或缺，三十年后，石峽書院又特為方逢辰建立塑像，元徐持敬《立蛟峰先生塑像記》載：“至順三年（1332年）冬十月朔，故侍讀尚書蛟峰先生方公塑像成，諸生徐持敬以下四十二人乃舍菜以告曰：‘先生以幅巾深衣像，待緣如爵。諭者每謂宋三百年，而此郡山川之靈，磅礴坱圠，僅先生一人出狀元高科者，蓋天下無與為比。此足為先生榮。然未知先生剛直之氣，不附時相。歸剏書院，一以教學為事，直與白鹿洞同一氣象。’”

　　徐持敬也是石峽書院的弟子，他率領其他弟子四十二人，行古代“釋菜禮”，向先師祭奠，說他“剛直之氣，不附時相”，我非常贊同。

　　三元宰相商輅曾在《蛟峰方先生文集序》里說：

　　宋蛟峰先生學圣賢之學，期以行圣賢之道，制科首選，才猷已概見矣。自是而入參法從可也。進秉鈞軸可也。而乃使之低徊于群僚中位，不副其名，而才弗竟其施，遂使致君澤民之術，徒見于書疏文字之間。夫然后浩然而歸，與一二同志，舉圣賢之道，講而明之，以詔示方來。此石峽書院之名，所為與洙泗同傳于悠久也歟!予生也晚，素勤想慕。往歲家食時，嘗敬造石峽山中，追尋先生遺躅，而斷煙落日，惟見殘碑數(shù)片欹斜于芳草之間而已。茲先生裔孫淵膺貢來京，偕其侄兵科給事中輔，持先生遺文見示，俾為之序。噫!先生之文如秋霜烈日，類其為人。覽者當自有得，奚俟予言。特以用世之志有未盡遂，人固無能知者。此予之言，所以不容已也。先生姓方氏,諱逢辰，字君錫，別號蛟峰，世家嚴之淳安。擢理宗朝進士，累官吏部侍郎、禮部尚書，階中奉大夫，爵淳安縣開國男，而其職止于修撰而已。先生所著:有《孝經章句》《易外傳圖說》《尚書、中庸、大學釋傳》《名物蒙求》諸書，是皆文集所未載者。黃文獻公晉卿,撰先生阡表有曰:“公之道雖不行于當時，而其學有以傳于后世。”

　　商輅所謂“文如秋霜烈日”，說他的文章跟他的為人一樣，正氣凜然，豪健奇挺。

　　中國文化歷來有“尚賢”一說。方逢辰符合士人眼中賢者的形象。所謂賢者，乃德行與才能兼?zhèn)?，得志時能讓天下人受益，哪怕不得志也要約束自己，加強道德修養(yǎng)。單是考中進士未必可以稱賢，歷史上的貪官污吏大多是進士出身，后世留有罵名的也不在少數(shù)。

　　方逢辰賢從何來？

　　方逢辰之賢源于其文化品格，教化育人是立德，書院傳承是立功，著書立說是立言，此謂之“三不朽”。方逢辰的“七起七落”與其文化品格息息相關。他是一位官員，更是一位學者、一位教育家、一位文化人，文化人一個重要的標簽，就是不會被浮云遮眼、欲念加身，不會隨波逐流、與世沉浮。這是一種態(tài)度，是一種堅守，是一種自信，是一種精神，是一種力量，更是一種融入骨子里的高貴。

　　緬先賢之偉業(yè)，啟來哲之坦途。我們走進宋元更迭的朝代、走進水下的石峽書院、走進方逢辰的內心世界，是為了追蹤哲人之賢路，探尋淳安歷史的血脈根源。

　　水下的石峽書院既朦朧又清晰、既恍惚又真切。只是不再有當初的神秘感，我也不再為當年沒有暢游到龍山島，中途放棄而無法釋懷，不再殘留往昔的那一絲遺憾。因為我追隨的腳步始終不曾停滯，追隨文化、追隨先賢、追隨他們堅實的足跡，我將再次把目光投注到下一個書院、下一個文化名人的身上。

　　讓每一次遺憾，都成為未來可期的鋪墊。

千島湖新聞網 編輯：鄒楚環(huán) 王志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