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
六十載風雨兼程，六十載春華秋實。
創(chuàng)刊于1949年5月9日的浙江日報，是浙江省委機關報。浙江日報的60年，21900期報紙，記載著浙江60年征途的曲折和輝煌，記錄了浙江人民60年的光榮與夢想。
我們書寫歷史，歷史也書寫我們。浙江日報具有光輝的歷史、優(yōu)良的傳統，老一輩和新一代浙報人都為黨的新聞宣傳事業(yè)付出了大量心血、作出了重要貢獻。
為此，本刊特別開辟“紀念浙江日報創(chuàng)刊60年”專輯，集中刊登一組報史文章，追憶激蕩年代的創(chuàng)業(yè)故事，披露鮮為人知的歷史瞬間，重溫記錄歷史的采編足跡。這是進行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的生動教材，也是浙江新聞發(fā)展史上彌足珍貴的鮮活檔案，非常值得細讀。 我是從上?！肮聧u”淪陷區(qū)逃出來的一個抗日流亡青年。18歲走上新聞崗位。1947年上海中國新聞?？茖W校畢業(yè)，同年夏參加中共地下黨組織。1948年起在杭州擔任《當代晚報》總編輯。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的消息傳來，我接受地下黨組織指示，去嘉興海寧執(zhí)行任務，為迎接我軍向上海進軍開辟通道。5月8日回到杭州，第二天便持地下市委的介紹信到當天創(chuàng)刊的浙江日報報到。29歲的陳冰社長英氣勃勃，穿著一雙布草鞋，笑咪咪地跟我說：好呀，你們地下黨的同志熟悉情況，你就搞采訪工作吧！
從這一天起，我改變舊報人“自由職業(yè)者”身份，成為黨報記者，而創(chuàng)刊之初的采訪生活，則是我作為黨報記者的第一課。
5月10日晚，解放后的中共浙江省委在杭州市召開盛大的會師大會――南下干部、長期堅持浙東浙南地區(qū)斗爭的游擊戰(zhàn)士、地下黨員歡聚一堂。我記得大會地點在大華戲院（今天的新華電影院）。在我的記憶中，這次聽到的首長講話精神，實際上就是解放之初城市工作的指導思想。像我這樣從未直接接受黨的斗爭歷史教育的人，感到自己思想產生了一種飛躍，真正認識到信仰的力量。
我這個新上崗的黨報記者，在實戰(zhàn)中很快就怯陣了。如果說南下干部面對新環(huán)境、新任務，還有老解放區(qū)工作的經驗，可我對黨報是一點感性知識也沒有的。接管城市的工作千頭萬緒，在沒有人給你布置采訪任務、靠自己瞎摸的情況下，頭兩個月我真的寫不出一篇有政策水平的新聞。
后來，我根據同志們提供的素材，完成一篇專稿，以“集體采訪”的名義發(fā)稿，編輯同志取題為《訴銀元苦！》。因為題材具體生動，對揭露銀元販子投機活動引起民憤，很有說服力。第二天，陳冰社長見到我時笑著說：“這篇稿子好，好在來自底層、來自群眾，有血有肉?！边@恐怕是我在解放初得到領導唯一認可的一篇稿子。
我最遺憾的是，由于政策水平限制，我們未能適當反映整個的或重點的對國民黨政權和官僚資本企業(yè)實施接管的情況，對私營企業(yè)的報道也不敢放手。又如解放前夕，國民黨特務在杭州下菩薩這個地方活埋革命志士金甲武等12人，我們也不知道，把重大新聞遺漏了。也許是新解放區(qū)情況比較復雜，當時對新聞題材處理是很嚴謹的，如地下黨迎接解放斗爭成功保護錢江大橋、策動雷達站起義、保護《東南日報》全部器材等重大事件，我們都未作報道。
我們地下黨同志比較熟悉地方情況，但并不能保證做好采訪工作。因為杭州新解放區(qū)有它的特殊情況，如果不能確切掌握政策，用政策眼光去觀察社會動態(tài)，當然難以新聞創(chuàng)新。有一個例子：杭州一個首先亮相的工廠主胡海秋，他辦的小廠“六一棉織廠”在中山路石貫子巷，解放初我途經這里時并不知道老板是何許人。某一天走進廠里，見到了一副斯文的胡海秋，對談之下才了解到他原來是留法學生，立志振興民族工業(yè)，辦起這個廠。我是否發(fā)過“六一”廠恢復生產的稿子已忘，但我見到市委統戰(zhàn)部長胡成放（也是市交際處長，后調去東歐某國當大使），說到這個胡海秋，不久胡進入市工商聯當選為副主任，人大會上又當選為杭州市副市長。
我的采訪工作，是隨著城市政策的逐步落實而漸入佳境的。
1949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誕生28周年，也是全國解放勝利在望的時刻。這一天，浙江省委譚震林書記召開民主人士座談會。陳冰社長帶周冷、于民生和我一起與會，讓我們有幸見到了我省各界的著名代表人物，見證了黨的三大法寶之一――統一戰(zhàn)線政策在地方上落實的進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把革命進行到底，不僅要緊緊依靠工人階級，同時必須團結社會各階層和廣大群眾，做好新解放區(qū)的民主建政，保護私人企業(yè)，恢復和發(fā)展生產。省委領導選擇7月1日與眾多著名民主人士見面，握手言歡，在社會上影響很大。
這次集會反映了我省民主人士的陣容強大，以馬寅初先生為首的一大批德高望重的前輩，如抗戰(zhàn)時期和我黨有過密切關系的永康耆宿呂公望先生，辛亥革命前輩何燮侯先生，前浙大校長邵斐子先生，各民主黨派地方組織的負責人如姜震中、查人偉、馬文車、蔡一鳴先生等，在工商經濟界有積極影響的人士金潤泉、湯元炳、朱新予、姚順甫先生等，著名學者教授蘇步青、陳立、王歷耕、嚴仁賡、蔡邦華、王國松、張君川先生等，這份名單可以寫得很長。我省是人文薈萃之鄉(xiāng)，也是舊中國政經重鎮(zhèn)，省委在百忙中騰出手來聯系本鄉(xiāng)本土的民主人士和工商界人士，并通過新聞報道廣為傳播，當然有十分重大的現實政治意義。
隨后，我們黨報記者高舉統一戰(zhàn)線旗幟，逐個訪問統戰(zhàn)人物，讓他們登上人民的政治舞臺，這就是后人應該知道的歷史。接著，省委決定召開一系列代表會議，從省委主要領導人到各部門和各地區(qū)負責人、民主黨派或無黨派各界人士都公開發(fā)表講話，坦誠相見，各盡所言，這些活動表明省委十分細致地落實新解放區(qū)的各項政策，積極推動形勢發(fā)展。追隨這一系列關系團結大局的活動，記者周冷、于民生、丁菲和我都馬不停蹄，相繼譜寫新時代新人物的生命之歌。
在杭州市和省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都可以見到一些舊政權下原來認識的知名人士，如抗戰(zhàn)時期杭嘉湖地區(qū)著名游擊武裝領導人朱希，作為湖州工商界人士應邀出席；抗戰(zhàn)時期任龍泉縣長的唐巽澤也作為進步人士與會；妥善保存物資辦理移交的中紡公司、中國植物油公司駐杭辦事處的負責人，都受到禮遇。這期間的采訪活動，我們是不遺余力的。這些十分吸引新解放區(qū)人民群眾的一系列社會政治活動，讓我們黨報記者特別是地下黨的同志，足以發(fā)揮所長，大顯身手。
我始終沒有忘記社長陳冰同志的一件事。有一天，他對我說打算全面了解一下杭州工商業(yè)的情況。我說杭州已經成立工商聯合會，原地下黨的曹湘渠同志是秘書長，你要了解，可以先找他。于是我陪陳冰到中山中路市工商聯見到曹湘渠，后來他又向幾位工商業(yè)者請教。這樣，他便指示周冷和于民生分別寫出了《杭州工業(yè)概貌》、《蛻變中的杭州商業(yè)》，隨后搬運業(yè)、染織業(yè)都有專稿發(fā)表。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際，報社派第一副總編輯唐為平到北京參加建國盛典報道，發(fā)表了幾篇專稿，更重要的是通過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宣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致通過的《共同綱領》。肩負這個傳達任務的是出任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副主任的馬寅初先生，他在浙江干校二期學員班開學典禮上發(fā)表講話，詳細闡述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人民政協組織法、《共同綱領》。他熱情洋溢地指出：近代中國歷次革命均遭受失敗，共產黨領導以武裝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終于得到廣大人民擁護而獲得成功。他贊揚黨的統一戰(zhàn)線政策，闡述新民主主義理論中有關私人資本的性質及其出路、如何通過合作社逐步走向社會主義的論述。這位權威經濟學家的演講，黨報以顯著地位全文登載，在干部及民間的影響不言而喻。
這里我還要補充講述一個人的故事：我在采訪中遇到了中共杭州市委統戰(zhàn)部副部長陳從一（陳子谷）同志，我們是廣東同鄉(xiāng)，相識后無所不談，我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箲?zhàn)爆發(fā)前，他是泰國華僑的兒子，1937年回國參加新四軍。1939年他在軍中接到家報，父親去世，叔叔來電要他回去接受巨額財產。他不想去，葉挺軍長知道了，找他談話，勸他回去接受遺產。當時國民黨反動派已克扣新四軍軍餉，處境艱難，需要經濟支援。葉挺軍長同時還賦以他新四軍軍部秘書的名義，要他在華僑中發(fā)動愛國募捐支持抗戰(zhàn)。陳子谷從曼谷帶回來30萬銀元，全部交給軍部。那年冬天，新四軍戰(zhàn)士的御寒棉衣就是這筆款子解決的。他自己不留分文，依然享受部隊的供給制。他有許多故事還來不及講就調去北京工作。他讓我看到了一個真正了不起的無私的革命者。
創(chuàng)刊之初短短兩年，記憶永遠是金色的、透明的。60年后，我仍然保留著當年主要的感受。
感受之一：做一個優(yōu)秀的黨報記者，首先要有真正的信仰，通曉當前的政策和任務，手腳勤快，敢于深入生活，帶著問題尋求解答，把手中的筆用到最需要的人和最需要的地方。
感受之二：舊時代我們是“文人辦報”，解放后的機關報是黨直接領導的，是全黨辦報。省委書記譚震林、杭州市委書記江華，都曾叫我把意見帶給陳冰。黨對報紙工作的重視，是因為黨報是黨與群眾密切聯系的橋梁。
感受之三：依靠群眾辦報的思想是有力的支柱。報社十分重視發(fā)展工人通訊員、地方和農村通訊員。至今記得一些通訊員的名字。本報現任一位副總編的父親李百冠，時在湖州，便是優(yōu)秀通訊員。
感受之四：由于歷史原因，我們的編輯記者隊伍未能保持長期穩(wěn)定，這是一個很大的遺憾。如果能因材培育，多一些名編名記就好了。這里我想的是，一個以崇高的新聞事業(yè)作為終生職業(yè)的人，革命的發(fā)展進程給他留下了長長的歷史空白，這是令人扼腕的。解放時期的大多數老戰(zhàn)友都先后離去了，健在的知我者說：“你老張算是善始善終的??！”誠然，我憑著不移的信念，憑著內心力量的支撐，走過了風風雨雨的六十年，可以說今天我是最幸運的。歷史供人借鑒，前人的實踐也許仍然會有什么可以觸發(fā)今天的思考。
（作者：曾任浙江日報工商經濟組組長、特派記者、經濟生活報副刊編輯，離休后受聘為省政協主辦的聯誼報副主編）
責任編輯：胡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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